“胡錦濤同志所作的十八大報告提出：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、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新,提高原始創新、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，更加注重協同創新。這些戰略部署都為重慶推進新型工業化指明了方向。”近日，黨的十八大代表、重慶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黨組書記、主任沐華平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。

　　
　　創新驅動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選擇
　　
　　“實施創新驅動，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選擇。”沐華平說，根據經濟發展動力理論，人均GDP在1000至3000美元時，經濟發展靠的是要素驅動；3000至5000美元時，靠投資驅動；5000至8000美元是創新驅動；8000美元以上則是財富驅動。當前，我國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，必須選擇恰當的發展驅動力，否則就可能陷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

　　同時，必須看到，國際環境已經改變，世界經濟增長放緩，國際需求下降，對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我國工業造成了很大壓力；發達國家回歸制造業，發展中國家爭奪產業轉移，對我國工業造成雙重“擠壓”，低碳經濟引領發展方式，成為國際新規則；傳統產業在過剩的同時，新興產業加速崛起；貿易保護主義加劇……而國內工業化也面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：發展方式粗放，發展質量和效益不高，自主創新能力不強，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受制于人，產能過剩與落后并存等，這些因素都直接影響我國的戰略選擇。

　　沐華平說，報告提出，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，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，非常具有針對性。著力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發展新活力，著力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，著力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，著力培育開放型經濟發展新優勢，不斷增強長期發展后勁，“體現了我黨把握新規律、適應新趨勢、站在時代前列的先進性。”
　　
　　以企業為主體 創新超越純技術的范疇
　　
　　早在17年前，我國就提出了希望通過科技創新解決科技與經濟相脫節的問題。此次報告將“創新驅動”擺在事關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，定位準確，適逢其時。
　　
　　沐華平表示，過去很長一段時期，在推進科技創新時，主要是在科技領域，以科研機構為主體進行實施，注重的是技術的自身突破，然后再推進科技成果轉化。但在實踐中，科技與經濟相結合的深層次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，其主要原因是體制機制以及推進思路問題。如今再提“創新驅動”，“創新”的內涵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。“創新從本質上講是企業將生產要素進行重新配置組合的經濟活動，最終的成果體現為新產品和新工藝。”沐華平說，當今時代,最具創新活力的典型案例，并不強調自身技術的最先進，而是特別注重要素資源的最佳配置、企業的主體作用和需求導向下的商業模式創新。蘋果公司的創新實踐就是典型案例。
　　
　　這從報告對“創新驅動”的一些新提法可以看出：“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新”、“更加注重協同創新”，沐華平認為：“這提醒我們不能搞封閉式的自我小循環創新。”此外：“著力構建以企業為主體、市場為導向、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”等既體現了企業的主體作用，更強調了創新已經超過了純技術的范疇。
　　
　　轉變發展方式 破解戰略命題
　　
　　基于這樣的認識，沐華平表示，當前，重慶工業發展態勢“穩中有進”：1-10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16.3%，名列全國第二，比年初上升了11位。同時，產業結構調整明顯，從過去汽摩產業“一枝獨秀”到“6+1”支柱產業比重相對均衡，結構體系合理。下一步，我們要以十八大報告精神為指導，按照市第四次黨代會“一統三化兩轉變”和新型工業化大會的總體要求，以改革開放創新為動力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，重點研究破解六大具有全局性、戰略性的課題：
　　
　　一是當前國內外經濟總體呈現下行態勢，要提出冶金、船舶等相對困難行業脫困方案，引導企業以技術改造和新產品開發、質量品牌建設和兼并重組為抓手，勵精圖治，力爭在經濟恢復增長后取得新的競爭優勢。
　　
　　二是面向全球新的市場需求，加速發展業已形成一定規模的以電子信息為代表的新興產業，著力開發生產多品牌、多品種的高新技術產品，支撐工業的高位運行。
　　
　　三是以抓好千億級、百億級產業集群為主攻方向，優化產業合理布局，促進產業鏈的垂直整合，破解部分主要工業產品因“兩頭在外”組織方式而導致物流成本高的困局。
　　
　　四是引導企業成為創新的主體，實現100項戰略性新產品和100項關鍵性新工藝的突破，形成創新產品“上市一批、在研一批、啟動一批”滾動機制。
　　
　　五是以融合為方向，在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、服務業與制造業、軍工與民用工業的融合實踐中，建立政府引導、企業主導的資源整合機制。
　　
　　六是以政策引導和項目建設為抓手，引導民營企業向集群、創新、低碳等方向轉型發展，形成民營、國有、外資三類企業在共同推進產業集群的實踐中互動發展的新格局。